力学巴金说真话
世纪人瑞巴金老人仙逝了。最近,我一直在阅读各大报纸上悼念缅怀一代文学巨匠的伤感文字,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巴金的说真话。巴金生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朴实真挚的话语,道出了这位经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老人内心感悟的最强音。随想录便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它的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

可是,毋庸置疑,在这个社会,说真话的人格品质依然是那样难能可贵。以致有人感叹:生活中我们用真名说假话,网络中我们用假名说真话,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真名说真话?这不免让人引发关于“说真话”的几个思考。

思者一:说真话就这么重要吗?真话是用心说出来的话,说真话就是说人话,说真话才能达到真正的人际交流。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就是真理,但是唯有说真话才能达到真理。封建王朝的文武百官因为不说真话,而是专捡那些谀词假话往上“拍”结果拍得皇帝龙颜大悦飘飘欲仙,于是唐玄宗直至安禄山逼近京师才知先前的“捷报频传”是谎言;商纣王直至战乱方想起比干的谔谔之言;吴王直至亡国才怀念起吴子胥的泣血之言想当年,要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能听得进真话,也许文革就不会发生;要是我们不说假话,就不会说亩产超万斤,就不会落得个个肚皮饿的下场。现在的公仆们因为纷纷摒弃说真话,结果上演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官场闹剧。可见,只有实话实说,真话真说,敢捅漏子,才能在问题面前不避讳,才能正确决策、少犯错误,才会有一个正气昂扬的社会氛围。

思考二:说真话就这么困难吗?俗话说“真话难听”因为难听,故有人不爱听,因为不爱听,故有人不敢说。所谓“一句话人笑,一句话人跳”就是说真话与说假话截然不同的效果。为什么大臣们不愿说真话?很简单,皇帝不喜欢听真话。假话是软绵绵的,真话是硬棒棒的,假话是见风使舵的,真话是长驱直入的,谀词好听,忠言逆耳。在极端专政的帝制朝代,因一句话丢掉脑袋的可谓比比皆是。大臣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怎敢说触忤皇帝的真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一片瘴气。如明朝永乐皇帝,对他说无关痛痒的话还行“及言者多斥时政”成祖就很不高兴“于是发怒,谓言事者谤讪”一顶帽子就掷过去了,说人家是诽谤;转而“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谁要再说就治谁的罪。嘉靖皇帝则干脆说那些他劝人说真话人是“胁君取誉”为自己获取直臣的声名而胁迫君主,这项罪名谁又能担当得起?权重者说不敢说真话,人轻言微的老百姓也不例外。鲁迅先生在野草•立论里讲过一件事∶有一人家,刚生了一个孩子,大家都跑去道喜。一个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当官的。他便得到了主人的奖赏。另一个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他也得到了主人的奖赏。还有一位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说了真话,却挨了主人的一顿打。既然说真话要挨打,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险,那么“闭嘴”自然是最安全的。

思考三:说真话到底靠什么支撑?在拥有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说真话步履艰难,一方面是客观原因使然,因为现实呈现的是说空话说套话的安全,说假话报假功的人得逞;另一方面则是主观原因导致,太多的人选择放弃对国家和民众的爱,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明哲保身地立身处世,积极主动地说着假话。

说真话要靠真诚。在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儿童的话才是可信的,所谓童言无忌。因为无忌,所以不必顾虑,无需三思,说出来的就是心中所想的。试想一下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为什么一个孩子能做到的事,许多大人们却做不到呢?这大概是因为孩子并不去考虑什么后果。

说真话要靠勇气。说真话确实需要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气魄。“刚正不阿”是人们对崇尚真理、不畏权势、敢于直言者的赞誉。中央有“庐山会议”上为百姓“鼓咙胡”的彭德怀,民间有对三门峡大坝、三峡大坝独投反对票的水利专家黄万里,他们倒并非“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是不做“缩头乌龟”不计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魏征、海瑞、包拯,他们不缺的就是勇气。

说真话还要靠骨气。那个提出“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的是地地道道的真话、实话,因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而黯然辞职。但我们并不怀疑他的人格品质。回避问题、不敢讲真话者,不是有难言之隐,便是心存私利,其人品如何,百姓自有评说。

巴金走了,说真话还要继续。人生苦断,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现在,就算我们已经习惯于戴着面具生活,也要趁着活着的时候多说真话。 世纪人瑞巴金老人仙逝了。最近,我一直在阅读各大报纸上悼念缅怀一代文学巨匠的伤感文字,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巴金的说真话。巴金生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朴实真挚的话语,道出了这位经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老人内心感悟的最强音。随想录便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它的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一时间“讲真话”成了全社会呼唤的人格品质。

可是,毋庸置疑,在这个社会,说真话的人格品质依然是那样难能可贵。以致有人感叹:生活中我们用真名说假话,网络中我们用假名说真话,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真名说真话?这不免让人引发关于“说真话”的几个思考。

思者一:说真话就这么重要吗?真话是用心说出来的话,说真话就是说人话,说真话才能达到真正的人际交流。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就是真理,但是唯有说真话才能达到真理。封建王朝的文武百官因为不说真话,而是专捡那些谀词假话往上“拍”结果拍得皇帝龙颜大悦飘飘欲仙,于是唐玄宗直至安禄山逼近京师才知先前的“捷报频传”是谎言;商纣王直至战乱方想起比干的谔谔之言;吴王直至亡国才怀念起吴子胥的泣血之言想当年,要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能听得进真话,也许文革就不会发生;要是我们不说假话,就不会说亩产超万斤,就不会落得个个肚皮饿的下场。现在的公仆们因为纷纷摒弃说真话,结果上演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官场闹剧。可见,只有实话实说,真话真说,敢捅漏子,才能在问题面前不避讳,才能正确决策、少犯错误,才会有一个正气昂扬的社会氛围。

思考二:说真话就这么困难吗?俗话说“真话难听”因为难听,故有人不爱听,因为不爱听,故有人不敢说。所谓“一句话人笑,一句话人跳”就是说真话与说假话截然不同的效果。为什么大臣们不愿说真话?很简单,皇帝不喜欢听真话。假话是软绵绵的,真话是硬棒棒的,假话是见风使舵的,真话是长驱直入的,谀词好听,忠言逆耳。在极端专政的帝制朝代,因一句话丢掉脑袋的可谓比比皆是。大臣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怎敢说触忤皇帝的真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一片瘴气。如明朝永乐皇帝,对他说无关痛痒的话还行“及言者多斥时政”成祖就很不高兴“于是发怒,谓言事者谤讪”一顶帽子就掷过去了,说人家是诽谤;转而“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谁要再说就治谁的罪。嘉靖皇帝则干脆说那些他劝人说真话人是“胁君取誉”为自己获取直臣的声名而胁迫君主,这项罪名谁又能担当得起?权重者说不敢说真话,人轻言微的老百姓也不例外。鲁迅先生在野草•立论里讲过一件事∶有一人家,刚生了一个孩子,大家都跑去道喜。一个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当官的。他便得到了主人的奖赏。另一个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他也得到了主人的奖赏。还有一位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说了真话,却挨了主人的一顿打。既然说真话要挨打,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险,那么“闭嘴”自然是最安全的。

思考三:说真话到底靠什么支撑?在拥有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说真话步履艰难,一方面是客观原因使然,因为现实呈现的是说空话说套话的安全,说假话报假功的人得逞;另一方面则是主观原因导致,太多的人选择放弃对国家和民众的爱,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明哲保身地立身处世,积极主动地说着假话。

说真话要靠真诚。在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儿童的话才是可信的,所谓童言无忌。因为无忌,所以不必顾虑,无需三思,说出来的就是心中所想的。试想一下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为什么一个孩子能做到的事,许多大人们却做不到呢?这大概是因为孩子并不去考虑什么后果。

说真话要靠勇气。说真话确实需要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气魄。“刚正不阿”是人们对崇尚真理、不畏权势、敢于直言者的赞誉。中央有“庐山会议”上为百姓“鼓咙胡”的彭德怀,民间有对三门峡大坝、三峡大坝独投反对票的水利专家黄万里,他们倒并非“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是不做“缩头乌龟”不计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魏征、海瑞、包拯,他们不缺的就是勇气。

说真话还要靠骨气。那个提出“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的是地地道道的真话、实话,因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而黯然辞职。但我们并不怀疑他的人格品质。回避问题、不敢讲真话者,不是有难言之隐,便是心存私利,其人品如何,百姓自有评说。

巴金走了,说真话还要继续。人生苦断,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现在,就算我们已经习惯于戴着面具生活,也要趁着活着的时候多说真话。 展开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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