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清朝初年有继续扩大的态势。清人入关后，请传教士汤若望主持钦天监，并将明崇祯年间已完成的《崇祯历书》，以《西洋新法历书》的名称刊印出来。清初的多尔衮、顺治帝也很热心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康熙帝继其后，进一步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通过传教士南怀仁或派出专使赴法国招揽科学人才，并特诏传教士进宫廷，为他传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等方面的知识。不过好景不长，公元1704年，罗马教皇颁布教令，勒令在华传教士改变方针，尤其是禁止中国教徒礼拜祖宗，引起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康熙帝被迫也采取相应的措施限制传教士往来。1707年，教皇派来的公使被送到澳门监禁。雍正元年（1723年），将在华的传教士全部驱逐，中西文化交流在进行了百余年之后就此中断。在这百余年中西交流中，中学与西学首次大规模碰撞，这便在中国学术界内部就中学与西学展开争论。清代前期，主要是围绕历法问题展开的。

清初的顽固守旧派对西学持反对态度。代表人物有杨光先等。入清以后，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向清廷上疏说：“旧法历本大谬七条。”[34]请求清廷派人实地测验他所推测的日食是否准确，希望按西法制定的《崇祯历书》得到朝廷采用。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丙辰朔，日食。多尔衮命大学士冯铨率领钦天监官实地观测，证明汤若望西法预测准确，于是清廷决定采用有耶稣会传教士参与编写的《崇祯历法》。以杨光先、吴明烜为首的保守势力反对西方历法。杨光先作《摘谬论》批判西洋新法，又著《辟邪论》攻击天主教为邪教。他向礼部递《正国体呈稿》，指出《时宪历书》封面用“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予以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正朔”。在他看来，“天主教人之狼子野心，谋夺人国是其天性，今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虿之防”[35]。他还指控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

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及教徒钦天监监副李祖白等著《天学传概》一书，推崇天主教为超越中国其他一切宗教的宗教。宣扬上帝开天辟地，东西万国皆为基督苗裔，“六经”、《四书》是“天学之微言法语”。这便引起杨光先等人的不满。他们在鳌拜等人的支持下，向礼部上《请诛邪教状》，并进《摘谬十论》、《选择议》等，指控汤若望等制造妖书，邪说惑众，布党各地，内外勾结，蓄谋造反。他们还站在民族文化本位角度全面批判西学，说传教士“到一国必坏一国”，他们以“神权至上”，是“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传教士所谓君臣父子“皆以友道处之”，是破坏传统的名教，“乱我国至尊之大典”，损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伦理原则。天主教义造成中国“学脉、道脉从期替矣，此予之所以大忧矣”。他们尤反对用西历，因为“若用西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不久，清廷开始审理此案。结果杨光先一派得胜，传教士及教徒李祖白等被判有罪，废除《时宪历》，恢复《大统历》。

康熙四年（1665年），杨光生升为监正。他把监内懂西学的监官剪除净尽。他说：“汤若望之历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谬”，认为西学是“左道之学”，西人“所著之书，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道”[36]。他从传统立场出发说：“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37]。基于此，他提出极端保守的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38]

南怀仁像

清初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学和西学的碰撞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们不盲目崇拜西学，也不一味地尊信中国传统历法，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走兼采融合之路。其代表人物有薛风祚、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

薛风祚最初从魏文魁学习天文历法，但不墨守师法。不久，他又师从耶稣会士穆尼阁，潜研西法。他认为西法有其长处，但也有不足，反对盲目自大、对西学一概采取拒斥的守旧思想。他说：“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详？然非可强调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也，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41]强调走会通中西之路。

方以智也主张中西会通，以泰西为郯子。他说：“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42]又说：“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在神明之取郯子耳。”[43]西学精于物理实证。他借春秋时东夷郯子朝鲁，孔子向他问学的故事，比喻应吸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补自己的短处。他亲自向传教士毕方济、汤若望等人询问“历算奇器”，与他们共同研讨西方天文学和医学。他也鼓励儿子方仲通向传教士穆尼阁等人学习数学。所著《通雅》和《物理小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历算、物理、化学、医学、水利、火器、采矿、造船、仪表等科学技术。据美国学者彼德逊统计，《物理小识》中借用传教士书籍资料约占百分之五。但方以智不盲目崇信西学，对西方神学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静天’（神灵居住之处），以定算为名；所谓‘大造之主’，则于穆不已之天乎！彼详于质测，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44]“拙于言通几”、“通几未举”、“不善言通几”等，这些都表明他认识到西学的不足之处，他毕生致力于“通几”（哲学社会科学），是想与西方科学技术相融合、互补。

王锡阐在批评西法错误的同时，也肯定其长处。他说：“交食至西历亦略尽矣。”“推步之难，莫过交食，新法于此特加详，有功历学甚巨”[48]等，承认西法确有先进之处。他对中法也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经过研究发现郭守敬《授时历》前后矛盾多处，而且《授时历》中圆周率的值并非密率，明代施行的《大统历》不过是《授时历》的沿用。既然中西历法都有长处，也有短处，他主张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古人有言，当顺天以求合，不当合以验天”，“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以古法为型范而取才于天行，考晷漏、审圭表、慎择人、详着法、则异同之见渐可尽泯。成宪一定，不难媲美羲和高出近代矣。”[49]通过研究，中西“异同之见渐可尽泯”，最终融合在一起，坚信中西会通的一天会到来。

梅文鼎治学最钦佩王锡阐和薛风祚。他说：“治西法而仍尊中理者，北有薛南有王。”在此两人中，他尤推崇王锡阐，认为，当时的历学吴江在青州以上。“吴江”和“青州”分别指王锡阐、薛风祚。梅文鼎治学不分中西，对中西学术均有批判继承。他说：“自利氏以西算鸣，于是有中西两家之法。派别枝分，各有本末，而理实同归；或专已守残而废兼收之义，或喜立异而缺稽古之功，算数之所以无全学也。夫理求其是，事求适用而已，中西何择焉。”[50]所谓“专已守残而废兼收之义”为守旧顽固派，“喜立异而缺稽古之功”是抛弃中学之人，这两种人都有门户之见。他主张不分中西，应以“理求其是”，“事求适用”，即以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态度融汇中西，梅文鼎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兼融中西、会通求胜这一观点。他说：“且夫治理者以理为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51]，又说：“夫数者所以合理也，历者所以顺天也。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则弧三角之详明（西法），郭图之简括（中法），皆足以资探索而启深思。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其于古圣人创法流传之意庶几无负，而羲和之学无难再见于今日矣。”[52]他的“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等主张，表现博大的胸襟、兼容并包的精神。总之，他对中学西学的态度是：“理之至者，先后一揆；法之精者，中西合辙。”[53]采两家之长，会通中西。

万斯同对梅文鼎融汇中西评价很高，赞扬梅文鼎“兼通两家之学而折其衷”，表明梅氏之学在中西之学术会通中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王锡阐、梅文鼎在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上力主兼采、融会贯通，这是其积极方面。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西学发源于中学之说。这种“西学中源说”并非肇始于他们。明清之际，随着清代替明建立新王朝，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知识分子，以图匡复明室，光复华夏文化，提出此说。黄宗羲在反清失败后浮于海上，曾与人坐船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历三历”，“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54]。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陈荩谟指出：“《九章》参伍错综，周无穷之变，而勾股尤奇奥，其法肇见《周髀》，周公受之商高”，又“《周髀》者，勾股之径；《法义》者，勾股之疏、传也”。他引用《周髀算经》卷首周公与商高的答对，把徐光启、利玛窦合译的《测量法义》归于《周髀算经》，后者是勾股之经，前者不过是疏、传罢了。其目的在于“使学者溯矩度之本其来有，自以证泰西立法之可据焉”[55]。王锡阐也说：“《天问》曰：‘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说原本中学，非臆撰也。”[56]梅文鼎进一步发展“西学中源说”。如西方天文学中的地球有寒暖五代说、地圆说、本轮均轮说均源于中国的《周髀算经》七衡六洵说、《黄帝内经·素问》地之为下说、《楚辞·天问》圜则九重说，“浑盖通宪（浑盖仪的原理）即古盖天法”，“简平仪亦盖天器而八线割圆（三角学）亦古所有”。西方数学中几何也源于中国勾股，“几何即勾股论”。以上诸人主张“西学中源说”，缺乏说服力，如果使之极端化，就会阻碍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道路。

注释

[1]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2]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

[3]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辛酉。

[4]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

[5]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三，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癸酉。

[6] 张烈：《王学质疑》附录《读史质疑·三》。

[7] 张烈：《王学质疑》卷三。

[8] 刘师培：《左庵外集》卷九，《近代汉学变迁论》。

[9]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1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周籍书书》。

[1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12] 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陆文虎先生墓志铭》。

[13] 毛奇龄：《易小帖》卷一。

[14] 毛奇龄：《春秋左氏传》卷三十六。

[15] 阎若璩：《潜邱杂记》卷一。

[16] 章太炎：《訄书》。

[17] 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一，《复黄又园书》。

[18] 惠栋：《松崖文抄》卷一，《九经古义述首》。

[1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2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文杂识序》。

[21]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首。

[22]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学论》四。

[23] 翁方纲：《考订论·中之一》。

[24] 方东树：《汉学商兑》下。

[25]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书》。

[2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

[27]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载《焦氏遗书》附录。

[28]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

[29]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五，《九经三传沿革例序》。

[30]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31] 《清儒学案》卷八十八，《惜抱上》。

[32]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一，《与曹中堂论儒林目书》。

[33] 《清儒学案》卷一二二，《仪征学案》。

[34] 黄伯禄：《正教奉褒》，23页，上海慈母堂，1904年石印本。

[35] 杨光先：《不得已》，《正国体呈稿》。

[36] 杨光先：《不得已》，《正国体呈稿》。

[37] 黄伯禄：《正教奉褒》，48页。

[38] 杨光先：《不得已》，《日食天象验》。

[39]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七，康熙七年十二月庚寅。

[40]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八，康熙八年二月庚午。

[41] 薛风祚：《历学会通序》。

[42]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43] 方以智：《通雅》卷首二。

[44]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

[45] 王锡阐：《晓庵遗书·历说》。

[46] 王锡阐：《历说四》。

[47] 王锡阐：《历说五》。

[48] 王锡阐：《历说四》。

[49] 王锡阐：《历策》。

[50] 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中西算学通序例”条下。

[51] 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笔算》序。

[52] 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堑堵测星（四）》。

[53] 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平三角（一）》。

[54]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55] 陈荩谟：《度测》卷上。

[56] 阮元：《畴人传·王锡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