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贞观十四年的版图是： “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史载： “弱水、流沙，并通轉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唐太宗是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他在各族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尊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族的共主，这同他推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他执行的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就是开明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和亲政策由来已久，一般是在中原王朝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政治行动。基于此，封建史家往往将和亲视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屈辱、妥协的代称。然而，唐初的和亲政策却与传统的和亲政策不同，它是在国势昌盛的贞观盛世时期大力贯彻的。因此，它不是屈辱，妥协的象征，而是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的表现。

和亲是指民族上层分子之间的联姻，封建贵族的联姻是一种政治手段，它总是从属于一定民族与集团的政治利益的。就以唐太宗而论，他的和亲观也没有背离恩格斯所说的： “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对大臣说的一席话足资证明这个论断： “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他指出对付薛延陀的策略是，一战二和。

战败使之威服，自然额手称庆；但战争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正如房玄龄所说的， “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在当时“户口大半未复”到隋盛时的情况下，和亲如能使之怀化，同样达到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亦为良策，故房玄龄称之为“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贞观君臣为什么主张和亲呢?唐太宗曾有思想披露： “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扭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从唐边安宁出发，动机无可非议。然而，他认为嫁女生子则为外孙，外孙总听母教，母子既有中原汉族血统，自然不敢对外公、舅父发动战争。话虽有理，但有点武断。因为农业民族注重封建宗法、提倡孝道，而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婚俗与农业区不同，因而其伦理道德观念亦异。按儒家的封建家族孝道来衡量，未免碰壁，汉初的和亲就有这种情况。

然而，唐初的和亲却收到了实效，没有出现四夷君主政治上的讹诈与经济上的勒索。甚至，他们为了求得唐朝联姻，多次遣使来朝、厚加聘金。各族君主都以和亲为荣，表示效力唐廷。唐太宗也不负众望，频频下嫁公主与宗女。如贞观十年，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阿史那社尔率部内附，太宗妻以皇妹南阳长公主，委以重要军职。贞观十三年，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入朝请婚，太宗妻以弘化公主。

同年，吐蕃松赞干布命大相禄东赞为专使，遣唐求婚，以金五千两，其余宝玩数百件作为聘礼，唐太宗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贞观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封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并配婚琅琊公主外孙女段氏。唐太宗还应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和乙毗射匮可汗及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等的请婚要求。此外，内附供职的所谓“蕃将”与唐室联姻的有：突厥族的执失思力尚九江公主，铁勒族的契芯何力娶临洮县主，突厥族的阿史那忠尚宗女定襄县主，等等。

比较而言，唐太宗与供职朝廷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联姻的人次，比之与境外的夷族酋长和亲稍多些。究其原因，当与唐太宗的皇室与功臣共存共荣的封建血统思想有关。这些联姻的少数民族将领都立有战功，有的甚至立有卓越战功，他们是参与李唐缔造统一多民族的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唐太宗向来十分强调论功行赏，不拘一格。他与夷族功臣联姻，同与汉族功臣联姻一样，目的是想结成皇室与功臣的宗法血缘集团，以便世代保辅、长享富贵。

虽有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但由于他在论功用人面前不分夷夏，故对供职或内属的“蕃将”在联姻、和亲方面基本上没有歧视，这是他优异于往代封建君主和亲观的一面，带有开明的因素。

总之，民族间的和亲总比打仗好，它能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促使民族融合，加强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太宗的和亲政策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贞观朝有为数众多的和亲与联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唐、蕃和亲。

公元7世纪初崛起于西藏高原的松赞干布，是个“性骁武、多英略”的藏族君主，他平定叛乱、统一国家、改革内政，对藏族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积极向上，渴慕唐风，于贞观八年遣使入唐，十年奉表求婚。

太宗于贞观十四年允婚，十五年初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随带了丰盛的妆奁，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 “唐王(指太宗)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奁。又给与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绵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青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须用具(入吐蕃)。”

松赞干布为唐蕃和亲而兴高采烈，逢人夸耀道： “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大唐公主，为幸实多。”为了照顾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则脱去藏服，改穿汉人的“纨绮”。文成公主的入藏，改变了吐蕃的落后面貌，有助于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

首先，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一些谷物与芜菁种子，还有各色工匠。高宗永徽初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又“请蚕种及造酒、碾、栏、纸、墨之匠”。随之输入了唐王朝的冶金、农具制造、纺织、建筑、刊陶、碾米、酿酒、造纸、制墨等各种技术。藏民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学会了有关生产技术。相传山南地区的牛犁法是文成公主教会的，日喀则的铜匠至今还奉文成公主为他们的祖师。此外，文成公主带去的侍女，也是善于纺丝织帛的能手，她们也教会了藏民的纺织技术。

其次，改变落后的生活习俗。文成公主入藏以前，藏民不知制瓷技术，他们“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秒为枕(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陶瓷工艺传入后，始改变了这种原始的生活习性。以前吐蕃人以毡帐作为居处， “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自从土木建筑技术传入后，松赞干布带头“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特别是上层人物，抛弃了住帐篷的习俗。文成公主带入华丽的绸缎后，改变了吐蕃单调的毛皮衣料。他们除了遣使长安购买丝绸外，还想自己养蚕、缫丝、纺织。

第三，对文化艺术与宗教的影响。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一批诗书史籍，促进了吐蕃贵族学习唐王朝先进文化的兴趣，促使松赞干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此外他还聘请汉人士大夫“典其表疏”。

唐乐也是文成公主进藏时传入的，她带去一个乐队，拥有五十余件弹拨乐器，对藏乐产生影响，藏民视为至宝，历代相沿，秘藏在拉萨大昭寺里。

文成公主入藏以前，吐蕃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巫教与佛教： “其俗重鬼右巫，事源羝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文成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带去一尊释迦佛像，到拉萨以后亲自顾问大昭寺的建筑，在寺前手植几株柳树，人称“唐柳”或“公主柳”。大昭寺的建筑风格也受唐风影响，飞檐重阁、石狮装饰，形如唐寺。

第四，促使文字和历法的创改。吐蕃原无文字；记事以刻木结绳为约。

文成公主入藏后，为了适应吐蕃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她劝告松赞干布创制文字。于是，派遣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按藏语特点，参考梵文与古于阗文，制成二十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的文法。从此，吐蕃有了文字记载，这对推动西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吐蕃原无历法， “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天文历法书籍，传入了汉族的干支计时法，于是，吐蕃历法家参照汉历，创造了藏历。藏历以五行分阴阳配天干，以十二生肖配地支，干支配合六十年为一轮，明显地采用了汉族的干支相配的纪年法，它对藏族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作用。

第五，促进汉、藏友好关系的发展。文成公主作为汉族人民的友好使者，从贞观十五年入藏，到唐高宗永隆元年逝世，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她始终不渝地贯彻了唐太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唐、蕃间经济、文化交流。唐代诗人陈陶在《陇西行》诗篇中以“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的诗句，歌颂了公主入藏对吐蕃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直到今天，藏族人民仍对文成公主怀念和颂扬不已，历史证明了唐太宗的和亲政策的进步作用。

唐太宗和亲吐蕃，奠定了唐、蕃友好关系的基石，文成公主入藏，又促进了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终太宗之世，吐蕃一直追随唐王朝的外交政策。如贞观十九年，松赞干布遣大相禄东赞朝贺，奉表称婿，献金鹅一只，制作精巧，高达七尺，中可盛酒三斛。贞观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天竺诸国都遣使奉送贡品，但为中天竺所掠，王玄策被打败，逃到吐蕃境内请求军事援助。松赞干布发精兵一千二百人，归王玄策指挥，一举击败中天竺军，喜讯传来，松赞干布“遣使来献捷”。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逝，松赞干布极为哀伤，遣使吊祭， “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还致书长孙无忌，表示效忠初嗣位的高宗： “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高宗为嘉奖其忠心，晋封他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改封寅王，赐各色绢帛三千段。永徽元年，松赞干布不幸病逝，高宗为他举哀，派遣右武侯将军鲜于巨济持高宗玺书前往拉萨吊祭。

高宗永隆元年，文成公主病逝，藏族人民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为了表示对她开拓唐、蕃友好关系的敬意，在大昭寺、后又在布达拉宫供奉着她的塑像，还择定文成公主入拉萨的藏历四月十五日，作为公主诞辰的纪念日。这都成为唐太宗和亲政策成功的标志。直到唐穆宗长庆元年，在双方共立的《唐蕃会盟碑》中，还对贞观朝的唐蕃和亲作了美好的回顾，指出“和叶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唐代海船成公主至赞普牙帐”。所谓“和叶社稷如一”,就是开元年间吐蕃藏王弃隶绪赞上表玄宗时所说的：“和同为一家”之意。说明唐太宗的和亲政策所结成的唐、蕃甥舅之谊，在唐、蕃友好历史上有深远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