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狗跳与新衣飘飘
“阴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先生笔下的这句话,听起来颇有些空荡荡的感觉,而细一琢磨,即有扑鼻的年味在记忆里升腾。过了元旦,年的脚步越迈越快,年的气息自然也就日浓一日,这气息就像头顶的天空,总是蒙蒙的,也是沉沉的。早些年,身为孩子的我们,就在心里算计了,渴盼阴历一年最后那天的到来。

这个时候,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却被涂抹得异常艰难。农家的生活在残冬时节看上去,除了悠闲还是悠闲,就像田畈里堆砌的几篷稻草,已经闲得褪了颜色,然而他们心底里那条思维的河流,总是激越而混浊的。他们在这样的年边脚跟,不早也不迟,嘴里呵着热气,凑拢在一起,对这个“年”的如期将至发出阵阵牢骚。他们说,过年过节,真是过年过“急”啊。他们说,年年过年年年过,年年过年年年急。他们还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过年,在老百姓看来,好比过关斩将。比如我父亲,总爱把自己说成杨白老,尽管我始终没有成为喜儿。

真有点过关斩将的味道。只不过我们做小孩的头脑里充塞着希望,已然看不清大人满肚子的忧伤而已。我们在萧条得几乎见不到生机的农村,分享着那一份由父母魔术般变幻出来的物质生活,壁如过年做新衣。

年少时的我,对新衣的渴盼远胜过于对食物的欲望。但无论怎样异想天开,结局总逃不脱每年只做一套新衣,运气差的年岁,我甚至像大人一样,不得不较早地承担起过年不做新衣的重任。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洗刷干净了,熨烫整齐了,就勉强凑合着。但一年穿到了头,让衣服不带补丁,本来就是神话,所以我的记忆中,过年不做新衣服,就像冬天不下雪那样,虽然遗憾,但也寥寥。

有新衣可做的年岁,它的前兆总是那样的鸡飞狗跳。年边的某个清晨,母亲破天荒地给家里活蹦乱跳的鸡鸭给予了充足的食物,鸡们和鸭们,平生第一次在这个贫穷时代体味到了什么叫海吃豪饮。它们琢着乐着,乐着琢着,竟看不出母亲脸上丝毫的惋惜和阴谋,母亲从来都是对鸡鸭的贪琢恨之入骨的,然而这一次却慷慨得离了谱。等它们吃饱了喝足了,母亲就动手了。母亲一动手,大腹便便的鸡鸭们就满屋子跳呀舞呀,其实母亲要抓获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几只,而并非全体。然而全体鸡鸭并不知情,它们惊惶失措,它们掠过桌子飞上灶台,它们张开翅膀挥舞满屋的尘土,它们无疑是惊动了屋梁上编织结实的蛛网。母亲像猫抓老鼠似地在屋里横冲直撞,一而再,再而三,几个轮回过去,终于在某个角落揪住了她心目中那一只鸡或那一只鸭。鸡鸭就擒之后的力气,终究大不到哪里,然而母亲在搏鸡爪鸭脚时,却恨不得把整夹稻草都用上去。我知道母亲的用心,母亲当然更知道别的母亲的用心,无非是想给鸡鸭增添一些份量。所以母亲搏住又拆散,拆散了又搏住了,她一心想把这个结头打得恰到好处,达到脸面与称杆同时过关。

鸡鸭在无法反抗的情势下,还得忍受来自主人的最后一次生死考验:填食。它们本来就小巧的嘴巴被母亲狠力地掰开了,只剩尖尖的舌头孤零零在口腔里作无所依靠的晃动与挣扎,母亲没功夫理睬眼皮底下扭来扭去的鸡鸭的舌头,一手将它的嘴巴弹得无穷大,一手抓起一把饭食塞向它的嘴里,一次,一次,又一次,再来一次一只填过,再填另一只,一盆早已备好的谷物,奇迹般地填进了鸡鸭的肚皮。可怜的鸡鸭,斜躺地上,使劲地摇头晃脑,不停地翻动白眼,吐不出食物,却流出了眼泪。

留了日后必须 须生蛋和过年不得不斩杀的鸡,母亲把别的鸡鸭彻底卖了。然后供销社布柜前,就多了一个头发凌乱的中年妇女,她在那里怯生生地来回走动,手里捏着一沓布票和钞票,眼神在色彩斑斓的布料面前游来荡去。她要替家里的孩子每人扯一身新衣呢。大人过年可以不添新衣,但孩子的新衣,是断然少不了的。

布料是用木条一板板扁扁地卷好了的,直直地插在布架上,好像书店里的书总是直直的插在书架上一样。我母亲那时做梦也想不到,她后来家里也添了织机,织出的布料竟还比之好百倍。当然,我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书房里插满的书竟比当时布店的布更豪华铺张。但那时母亲对料作的选择有发言权而无主动权,依赖于鸡鸭的丰功伟绩,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便只能是“卡其”或“劳动”两个词。卡其布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卡紧这个日见窘迫的家庭,劳动布是给自己的,因为身为父母的他们更须再接再厉地通过劳动这唯一的方式,来维持这越来越紧的日子。

过日子就像拔河,苦是苦,也终究能拧出丝丝笑容。比如此刻,站在布柜前的我母亲,已经从生活的艰难中转过身来,向眼前的布料投以一个释然的微笑。母亲从踏进布店的那一刻起,就一定闻到了这股由布料散发出来的好闻的气息。母亲说明所要扯的布料及尺寸,营业员于是一一开票,开好的发票夹在铁夹上,通过一根长长的铁丝,嗖地一声就飞到了帐台,然后母亲又跌三撞四地奔到那里付帐。付毕帐,那张加盖了收迄印的发票又嗖地一声飞回到布柜。母亲终于看到,一卷布料已放在柜面上,营业员正扯着布的一头,拨着整卷布在骨落骨落滚动,布散开了足够的宽度。然后取一根尺子,任它沿着布的一边,像跟头一样翻过去。再然后,一把锋利的剪刀对准了某个记号,从布料的那头直奔布料的这头,嘶地一声,一块布料就扯成了。于是对折,再对折,又对折,折成四四方方,包一张发黄的纸,搏一根细细的绳,一块块从柜上取下,装进了母亲的篮子。

布料进了家,母亲大抵要将它们抖开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作一番模拟和比划,想象我们穿着这块布做成的新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此刻总是欢声笑语,因为新年唯一的证明,唯一可以炫耀的,总算有了着落。母亲买给我的,虽然是卡其布,但到底还是草绿色的,这就圆了我做假军装的美梦,而家里他们穿的颜色,一点也提不起我兴趣。从那天起,我就一个劲地在睡梦里盘算新衣服的模样,在布料还是布料、衣服还没做成的短暂日子里,品尝漫长的等待和等待的漫长。

裁缝师傅(我们叫“洋车师傅”)终于被请进了门。裁缝师傅在年边总是吃香的喝辣的,像她的缝纫机那样,被抬举得了不得,以至于村里孩子统一叫她们为外婆或姨娘,因为她们的手艺,因为过年的新衣要赶在年前做成,她们就一户户地做过去。裁缝师傅一日三餐由东家伺候,那么东家饭桌上的菜,自然就添了碗头,而且连油水也相对充沛了。虽然多几个菜,断然改变不了新衣服的样式,但到底也能冒充东家的客气,最终目的是让裁缝师傅的手脚更加利索。这笔帐大人早就算过了,像我父母这样的,自然也不会不算。

裁缝师傅进了家门,家里就传来了“嗒,嗒——嗒嗒嗒嗒”的美妙声音。这是年发出的声音。那些天里,我唯一可做的,就是痴痴地坐于门槛,或是依于门框,把目光堆积在那一串串平直的针脚上,我依稀看到一个崭新的年正活蹦乱跳地朝我走来。

是啊,新衣服做好了,新年真的就快到了。 展开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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